启功:“境愈高时言愈浅”

启功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诗、书、画兼擅的通才,尤其在诗词方面,先生倾注心力颇多,即便晚年书名大盛,仍然自称“书不如画,画不如诗”。童年时期,先生大量背诵古人诗词,自十几岁时便缀文不止。虽然早年的诗作多已佚失,但就《启功韵语》一书中保留的一些二三十岁时所作的诗词来看,他继承了前人诗歌中的古雅之气。律诗《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洋秋柳之作》,当是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跟从溥心畲先生在北平参加笔会时所作,以其中的一首为例,可以窥见他早年诗歌的风貌:“太液池头芳信稀,景阳楼下暗尘飞。空悲客舍阳关引,且度秋娘金缕衣。残雪乍消烟漠漠,春寒未灭色依依。恨人滴尽相思泪,欲倩柔条挽落晖。”

先生此诗是拟清代诗人王士禛的《秋柳》诗,描写了主人公在孟春时节对离人的思念,“芳信尚稀”“暗尘飞舞”“春寒残雪”“漠漠轻烟”“柳条余晖”等一系列意象巧妙组合,所触、所感皆成妙章,韵格高雅,风味隽永,可谓深得唐宋诗家三昧。古体诗如《止酒》,记录了年轻气豪的启功先生与朋友饮酒而醉的场景:“踯躅出门去,团圞堕车右。行路讶来扶,不复辨肩肘。明日一弹冠,始知泥在首。”归家后,自觉惭腼,母亲也为之担忧,最终决意戒酒,“披诚对皎日,撞破杯与斗。沉湎如履霜,坚冰在其后”。虽是日常小事,但语言古朴典雅,叙事幽默生动,堪称“化俗为雅”之作。

到了晚年,先生作诗多抒发胸臆,用语平易浅近,又不为前人格律所拘束,自谓是“合辙押韵”而已,为此,他的诗词集只是谦称“韵语”“絮语”“赘语”。1997年,启功先生所作《古诗·其二十七》就表明了个中原因:“平生学为文,无非表现我。”因而,我们读他晚年的诗作,发现他多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或感受随口道出,用词造句不加雕琢,有时幽默戏谑,有时调侃揶揄,细细读来,却自有风味。《鹧鸪天八首·乘公共交通车》描写公交车上拥挤时“身成板鸭干而扁,可惜无人下箸尝”,车门拥挤下不去车时“这回好比笼中鸟,暂作番邦杨四郎”等句子,令人捧腹;夫人去世后,总有人来为他介绍对象,《赌赢歌》记录与夫人生前赌下的输赢账,语句之间尽显真挚,读来令人潸然泪下;律诗如《频年》:“酸甜苦辣本非殊,且喜频年乐不孤。小子如今才懂得,圣人从古最糊涂。饮馀有兴徐添酒,读日无多慎买书。欲把诗怀问李老,一腔豁达近何如。”语多通俗浅易,不过写其胸臆而已,但也不乏情理表露。

《论诗绝句二十五首》虽是评白居易诗,“境愈高时言愈浅”,同时也透露着启功先生对诗歌审美的认识。在他看来,语言的古奥与浅近,只是皮相之论,而无关境界高低,甚至说,高妙的境界并不一定需要太隐奥的语言。以此而言,白居易就是言浅境高的诗家代表。又评苏轼诗:“笔随意到平生乐,语自天成任所遭。”苏轼的诗笔随意到,语自天成,不假雕琢,不管遭遇什么,都可以寓之于诗,苏轼对于书法也是同样的态度,“自言其中有至乐,适意无异逍遥游”,如此去作诗作书,真可谓平生一乐。这两句话也可作为启功先生诗词创作的注脚。在《论王朝闻〈论凤姐〉》一诗中,启功先生赞扬《红楼梦》时说到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。……我手写我口,造物失其私。”好的文章天然而成,不杂滓秽,清新照人,如此才能令读者感受到作者胸中悲喜,“我手写我口”一语出自清末黄遵宪的《杂感》。启功先生晚年的诗作,不泥于古,只是平实记录和表现,体现出文章的旨趣。

先生晚年的诗作还善于打破古人用韵的传统。1992年,在《启功絮语》自序中他解释自己多用俚语入诗的原因:“用韵率通词曲,隶事懒究根源。但求我口顺适,请谅尊听絮烦。”1995年春节所作《乙亥新年》:“老去渐于诗律细,平平仄仄韵便便。”便便,即不加约束,随己意而为,因用韵宽泛,不合古人,先生也自嘲所作诗为“词曲用韵”“顺口溜”等。在《启功丛稿·诗词卷》总序中,先生借陆法言、孙愐、杨万里、魏了翁的话表明用韵不拘前人规范的原因,陆法言“欲广文路,自可清浊皆通”,孙愐“若细分其条目,则令韵部繁碎,徒拘桎于文辞耳”,杨万里、魏了翁也都主张日常吟咏性情之作,不必因循韵典,这些观念都为先生所认可。由此可见,先生并非不知前人用韵的规则,只是不愿用琐碎的韵部令文辞拘束而已。

(作者:王宁,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2020级研究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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